钱大钧：迎娶姐妹双星，策划空中袭击日本，晚年观战世界杯

1929年，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校门口墙上贴了一首打油诗，内容是：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仿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励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分校教育长钱大钧走到门口墙上一看，脸都气白了，因为他正是那位“一夫两妻”的人。那首打油诗虽然满满的讽刺意味，但钱大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齐人之福”的钱大钧

民国时期，国民党里的高官也不少，老婆跟小妾都不少见，甚至还娶过一对“姐妹花”。不过，钱大钧当时是武汉分校的教育长，这样的事情自然惹来了不少思想先进的师生不满，才有了墙上那首打油诗，用来挖苦他的事儿。

说起来，钱大钧娶“姐妹花”这事还挺有戏剧性。1927年，他跟着北伐军进了上海，对花花世界挺感兴趣。在一次舞会上，他遇到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子欧阳藻丽，两人挺投缘的，差点就算是“一见钟情”。交往得越深，两人都觉得“非她不娶，非他不嫁”。

欧阳藻丽可不是一般人物，她的老爸欧阳曜如早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在上海做生意，还挺有点规模。可欧阳曜如坚决反对女儿跟钱大钧成亲，他觉得乱世之中，军人嘛，刀口舔血的差事，女儿嫁过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寡妇，说得简单点，挺怕出事。

钱大钧痴情不已，反复跑到欧阳家求婚，可老爸欧阳曜如都一次次拒绝。据说，蒋介石在上海时，还曾被钱大钧拜托帮忙调解，去欧阳家说合，没想到欧阳曜如竟然连蒋介石的面子都不给。

有一天，心情特别不好的钱大钧走在街上，突然掏出手枪，打算对准太阳穴一放，幸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及时抢过了枪。钱大钧试图自杀未果的消息传到欧阳家，欧阳藻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的妹妹欧阳生丽还批评父亲太不讲理。后来，欧阳曜如看到钱大钧对女儿是真心付出的，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钱大钧和欧阳藻丽结了婚，两人感情一直挺不错的。婚后，钱大钧的职位也升得挺快，接连担任军长、军委会委员和上海警备司令啥的。

在钱大钧担任上海警备司令期间，欧阳藻丽突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钱大钧翻遍名医，可病情就是没见好转。欧阳藻丽逐渐变得瘦弱，她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快不行了。她最大担心的，是死后钱大钧肯定会再娶，自己孩子会不会受到后母的欺负呢？琢磨来琢磨去，欧阳藻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自己的妹妹欧阳生丽嫁给钱大钧。这样一来，欧阳生丽来到这边，不管怎么说，也不会虐待姐姐的孩子了。

于是，欧阳藻丽自己做主，让妹妹欧阳生丽跟钱大钧成了亲。欧阳生丽本来就挺喜欢姐夫钱大钧，而对钱大钧来说，这个小姨子年轻又漂亮，心里也是挺高兴的。

于是，钱大钧和欧阳生丽开始交往，两人公开同居，打算等欧阳藻丽去世后赶紧把婚事办了。没想到，几个月过去，欧阳藻丽的病居然好了。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欧阳藻丽倒也大度，干脆主动帮妹妹欧阳生丽和钱大钧铺好了婚事。

就这样的，钱大钧娶了两位“姐妹花”，也成了那会儿国民党高官们茶余饭后的一段笑料。这事儿里，受伤最深的，说不定就是欧阳曜如了，他拼命反对，可最终两姐妹竟都嫁给了钱大钧。

钱大钧：幸亏我挨了一枪

1936年12月11日傍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城里举行宴会，请来了蒋系的几位大员，那个时候，钱大钧正好是侍从一处的主任兼侍卫长，也在受邀之列。到了晚上半夜，喝得有点醉的钱大钧回到华清池，刚躺下休息没多久，忽然枪声四起。

钱大钧赶紧冲出去打探情况，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因，就中了一发子弹，子弹从背后穿入，穿出右肺。随后，东北军的士兵赶到，他拼命说明身份，最后被送到西安的医院抢救。

因为伤势挺严重，等到“西安事变”发生到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然后返回南京这段时间里，钱大钧都一直在医院养伤。宋子文和宋美龄去西安的时候，也特意来看望了他一下。

“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后，钱大钧和陈诚、卫立煌等蒋系重要人物被送回南京。陈诚和卫立煌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慰问关心，但钱大钧却遭遇了冷遇。在蒋介石接见回到南京的官员时，特意点名不让钱大钧出来，叫他自己在家里反省反省。

钱大钧虽然伤势严重，却反而被冷落，原因在哪儿呢？原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特务处的头儿戴笠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在“西安事变”之前，钱大钧下令把停在临潼的一列火车给调走了，而那列火车可是蒋介石的专列啊。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开始怀疑，或许在事变发生前，钱大钧和张学良有联系，甚至不排除他也参与了这场事件。

不过，戴笠办事挺圆滑的，知道钱大钧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所以也把情况告诉了他，让他解释。钱大钧在蒋介石发火之后，赶紧去见他，解释说那列车调走其实是张学良提出的，他没多想就答应了，也没有啥阴谋诡计的意思。蒋介石半信半疑，钱大钧当场撕开衣服，露出胸口的枪伤，看到那明显的伤痕，心里明白，要是子弹偏一点，钱大钧早就命丧当场了。蒋的态度立刻变得缓和起来，对他和颜悦色，说了几句宽慰，心里重新信了他。

事后，钱大钧觉得后怕，悄悄跟亲信说：“还好被东北军打了一枪，要不然我这事说不清，早被委员长给枪毙啦。”

伤愈之后，钱大钧重新担任了侍从一室的主任兼侍卫长，可是在“西安事变”临近时，他表现得没什么警觉，搞得蒋介石开始怀疑他的能力，所以没过多久就不让他继续当侍卫长了，一年后又被调到了航空委员会做主任。

坦白来说，钱大钧在航空委员会任职期间还是干了几件事的，比如说，他亲自指挥过武汉会战中的空战。在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期间，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事，就是他带头策划了一次飞越日本本土投放“宣传弹”的空袭。1938年5月19日，两架马丁式B10轰炸机从汉口起飞，飞向日本九州的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撒下了20万张用日语写的传单。两架飞机完成任务后，顺顺利利于20日平安返回汉口。这次行动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震动。

“钩大钱”的钱大钧

1939年春天，面对日机频繁骚扰重庆，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开会商量对策。在会上，有人提出：多年来，我们拨出不少巨额经费用于建造飞机，为什么打得反而越来越少呢？钱都去了哪里？

蒋介石听完之后，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就问钱大钧，结果钱大钧一声不吭，低头沉默。蒋介石越发恼火，立即下令将钱大钧关进禁闭，还派人去查办他的事。

到五月份，蒋介石下令把钱大钧从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上撤下来，别说，这事挺耐人寻味的。虽然钱大钧被免职了，却没有再追究他在空军款项贪腐上的事。其实，这事也挺有意思的，表面上钱大钧还挂着航空委员会的头衔，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掌控者是秘书长宋美龄。如果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把宋美龄也卷进去，到时候蒋介石怎么应付得了呢？

钱大钧一被撤职，宋美龄也觉得不好意思继续留在航空委员会，干脆自己辞去了秘书长的职务。蒋介石趁机对航空委员会进行了一番调整，取消了秘书长这个职位，由周至柔直接担任主任。

这是钱大钧第二次因为贪污被免职，早在1933年1月，钱大钧调到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担任主任，还兼任陆军保定编练处的负责人。那时候的钱大钧才30岁左右，却掌管着五个军、十几万士兵的行营，显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可就是这么个钱大钧，表现得像个“扶不起的阿斗”似的，到任以后，他对工作不怎么上心，整天混在当地的商人和士绅里面打发时间。还花了不少钱在北平、保定建造了那些大宅子，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带着比他小十几岁的曾经的小姨子、现在的老婆欧阳生丽，四处搬迁居住。

为了满足自己的挥霍欲望，钱大钧在保定行营的开支特别昂贵，每个月光这方面就花费数十万的银子。这事儿把军政部长何应钦惊得不轻，专门打来电话问个究竟。钱大钧的说法是，保定行营里的军师长、师长大多是些杂牌，将领们，他为了拉拢关系，才会送钱送物。可是实际上，这些钱全部都被钱大钧自己据为已有。至于保定行营的将领们，对钱大钧根本不屑，私底下都叫他“钩大钱”。

钱大钧在保定行营的作为，很快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派人去调查，确认属实后，就把他给撤职了。后来，张学良接任鄂豫皖三省的“剿总”总司令，蒋介石就趁机派钱大钧去当了张学良的参谋长。不过，在蒋心里，钱大钧还是他的心腹伙计，所以在“整顿”了这位嫡系之后，1935年又让他担任了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

1939年，蒋介石把钱大钧撤职了，比起1933年那次留情面，要狠得多。这时候，正好撞上钱大钧在航空学校工作的弟弟被查出倒卖航校石油的事，蒋介石一下子下令把他枪毙。得知弟弟被杀的消息后，钱大钧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清楚，这绝对是蒋介石在警告他。

结语：参加过世界杯的钱大钧，或许才是真实的他

1939年，钱大钧被免去了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受到冷落。不过，到1944年底，他又重新被蒋介石重用，调到侍从一室当主任。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更是把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的要职交给了他。

钱大钧刚到上海，刚刚还没坐稳新岗位，竟又开始了贪污敛财的勾当。在他任职的期间，局长们很少能见到这个市长，因为他把大事小情都交给了秘书长沈士华打理，而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捞钱”上。

当时，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们可真是“五子登科”，闹得铺天盖地，热闹非凡。钱大钧算是里面最“搂”的一员了。上海各界都挺激动的，纷纷向南京举报。蒋介石看到那些像雪片一样飘来的告状信，无奈叹道：“钱大钧向来贪污成性，难以胜任要职。”

这回，蒋介石对钱大钧这个嫡系彻底失望了，直接下令把他撤职了。那时候，钱大钧“搂”够了钱，居然一点也不慌，挺坦然地面对撤职的事。之后，他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淡出了，直到1949年12月，挂名西南军政副长官的钱大钧坐飞机从成都逃到了台湾。

在台湾期间，钱大钧再也没担任过什么重要职位，不过去，他却发现了另一个兴趣，就是体育运动。他早年对体育就挺热衷，但因为一直忙于重要工作，没太多时间投入。来到台湾以后，他把后半辈子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体育事业上，担任过篮球、足球、田径等多个协会的名誉会长，还曾带队出赛，参加过篮球世界杯。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在台北去世，享年90岁。回头看一生，曾参加过世界杯的他，也许才是真正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