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四次关键抉择，三位元帅当面反对，他如何一步步扭转战局
01
1950年10月初，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烟雾缭绕。
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琥珀，将屋内所有的人都封存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里。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茔，埋葬着一个个被否决的念头和一次次无声的叹息。
毛泽东斜倚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的手指被熏得焦黄，但此刻他似乎毫无察觉。他的目光穿透了眼前浓厚的烟雾，望向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地图上，朝鲜半岛的轮廓像一把尖刀，直指中国的东北。而此刻，一把更锋利的刀，正沿着这把尖刀的脉络，从釜山一路向北，几乎要刺到中国的咽喉——鸭绿江。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巨幅照片，就刊登在刚刚送来的《参考消息》上，嘴角挂着胜利者特有的傲慢。那句“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豪言，像一记耳光，扇在亚洲所有新生政权的脸上。
「不能打。」
一个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林彪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面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他刚刚从长时间的病休中被紧急召回，参与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高会议。
「主席，」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们的家底，打不起这场仗。建国刚一年，百废待兴，到处都是窟窿要补。剿匪、土改、经济恢复，哪一件不是天大的事？现在把全国的资源都投到朝鲜这个无底洞里，国内怎么办？万一打输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也开口了，语气中充满了忧虑。
「是啊，主席。我们跟美国人的装备差距，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一个军有多少火炮，我们一个军有多少？我们有多少飞机坦克，他们有多少？海军、空军，我们几乎等于零。拿我们的血肉之躯，去填人家的钢铁防线，这个代价，太大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愈发沉重。周恩来眉头紧锁，不停地用手指揉着太阳穴。刘少奇、朱德等核心领导人，也都面色凝重，一言不发。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讨论，这是一个关乎新生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抉择。
反对出兵的理由，像一座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摆在每个人面前：国力孱弱，军队装备落后，财政极度困难，更重要的是，人民渴望和平，厌倦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七届三中全会刚刚才做出决议，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50万的军队复员计划也已制定。此刻调转方向，等于将过去所有的规划全部推翻。
几乎没有人支持出兵。这是一种理智的、符合逻辑的判断。
然而，毛泽东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掐灭了手中的烟，缓缓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他的身影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显得有些萧索，又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坚定。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不敢打，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
他伸出手指，在地图上，从鸭绿江，一路划过整个东北，再到华北，最后重重地点在了北京的位置。
「但是，」他转过身，目光如炬，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同志，「如果让美国人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再想安心搞建设，还有可能吗？东北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一旦受到威胁，全国的经济恢复就是一句空话。」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异常沉重。
「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朝鲜一旦完了，下一步，就是我们。打，是为了不打。打这一仗，为的是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和平。」
「可是，主席，我们拿什么去打？」林彪再次追问，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冰冷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些老战友，这些与他一同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生死弟兄。他能看到他们眼神中的忧虑、不安，甚至是畏惧。这不是怯懦，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面对巨大风险时的正常反应。
他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不止一次地降临。每当他提出一个超越当时所有人理解的战略构想时，这种被怀疑、被反对、被孤立的感觉，就会如影随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想。
从那条蜿蜒曲折的赤水河畔，到古都西安的艰难谈判，再到关乎决战胜负的锦州城下，每一次，他都像一个孤独的棋手，面对着一个无人能解的棋局，而他的对手，不仅是强大的敌人，还有来自同志们的不解与质疑。
而这一次，棋盘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对手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他又一次，站在了所有人理解的对立面。
02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35年初的那个寒冷的冬天。
赤水河，这条被当地人称为“赤虺河”的河流，因为其蜿蜒曲折和汹涌的激流，仿佛一条发怒的赤色巨蟒，盘踞在川黔边境。
此刻的中央红军，就像是被这条巨蟒死死缠住的猎物，动弹不得。
湘江战役的惨败，让这支一度拥有八万六千人的队伍，锐减到不足三万。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与迷茫，灰色的军装上沾满了泥泞和血污，厚厚的草鞋底早已被坚硬的山石磨穿，渗出的血迹在湿冷的泥土上留下一个个模糊的印记。
失败的阴影，像乌云一样笼罩在队伍上空。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天上是嗡嗡作响的敌机，四面八方都是地方军阀布下的罗网。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还要走多久？」
这是每一个士兵心中都在反复叩问的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在拷问着红军的高级将领们。
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这盏在危急关头被重新点亮的“马灯”，被全军寄予了厚望。人们期待着他能像过去在井冈山那样，再次上演“用兵如神”的奇迹，带领大家走出绝境。
然而，奇迹并未立刻出现。
土城战役、鲁班场战斗，接连的失利，让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迎面泼来的冷水浇得摇摇曳曳。部队不得不再次渡过赤水河，开始了令人费解的来回穿梭。
「这叫什么打法？」
红一军团的指挥部里，林彪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地图上，被红蓝铅笔画得纵横交错的线条，在他看来，毫无章法，凌乱不堪。
「我们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刚刚渡过河，屁股还没坐热，又要渡回去。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在带着部队兜圈子！尽走弓背路，把战士们的腿都走断了，敌人一枪没放，我们就自己把自己拖垮了！」
他的参谋长左权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没有说话。他能理解林彪的焦躁。作为红军最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林彪像一头渴望战斗的猛虎，但现在却被要求在笼子里不停地打转，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憋屈和烦躁。
队伍中的怨言，像野草一样疯长。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在他们看来，打仗就应该是找准一个目标，集中兵力，干脆利落地打一仗，要么胜，要么败，总有个结果。可现在，毛泽东的指挥却像是在“天马行空，想一出是一出”。
「老是走来走去，都不打仗是咋回事？」
「我们到底是在打仗，还是在逃跑？」
这些窃窃私语，最终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直指最高决策层。
一天晚上，林彪独自在油灯下，铺开了纸，开始给中央军委写信。他的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一行行急切而尖锐的文字。他没有直接点名，但他信中的每一个字，都在质疑毛泽东的指挥能力。他建议，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负责大的方向即可，具体的战场指挥，应该交给更懂军事的彭德怀来负责。
这封信，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在红军高层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会理附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情绪罕见地爆发了。他把那封信的抄件拍在桌子上，脸色铁青。
「你林彪算什么？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他环视四周，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许多人的眼神都在闪躲。他知道，林彪的信，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你们说我指挥部队尽走弓背路，把大家拖垮了。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我们是靠两条腿，跟敌人的汽车、飞机赛跑！我们手里有多少兵力？敌人有多少？硬碰硬，那是拿同志们的生命开玩笑！」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我就是要带着敌人兜圈子！把他们兜晕，兜累，兜得找不到北！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是没头苍蝇，到处乱撞，等他们懈怠了，疲惫了，我们再跳出来，狠狠地咬上一口！这叫运动战！兵者，诡道也！连我们自己人都看不懂，敌人能看懂吗？」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如此系统地阐述这种看似“逃跑”的战术背后的深意。他们习惯了阵地战、攻坚战，却对这种在大范围空间内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的战法感到陌生。
这是一种超越了当时大多数人战术思维的战略。它需要的不仅是高超的指挥艺术，更需要执行者绝对的信任和忍耐。而在当时那种极度危急和焦虑的环境下，信任和忍耐，是最稀缺的资源。
毛泽东看着林彪，放缓了语气。
「我知道，你想打仗，想打胜仗。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打而打。现在，保存有生力量，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是第一位的。只要我们这支队伍还在，就有希望。」
那一次，质疑的声音被暂时压了下去。但毛泽东内心的孤独，却并未消减。他知道，要让所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战略，不能只靠言语，必须依靠一次无可辩驳的胜利。
机会，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来临。
03
当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在赤水河两岸穿梭时，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将领们也彻底陷入了迷茫。
在他们的作战室里，巨大的地图上，代表红军动向的红色箭头，画出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
「共匪到底想干什么？」
负责追剿的国民党将领薛岳，盯着地图，百思不得其解。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戏耍的巨人，明明拥有绝对的力量，却始终抓不住那个灵活的对手。对手时而向东，佯攻贵阳，引得他急忙调兵增援；时而又突然向西，直逼昆明，让他不得不再次分兵。
就在蒋介石调集重兵，以为红军要攻取昆明，甚至亲自飞往昆明督战时，毛泽东却指挥中央红军，上演了整个长征途中最为神妙的一笔——佯攻昆明，实则虚晃一枪，大部队趁着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急行军，目标直指金沙江。
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是悬崖峭壁，是横亘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天险。蒋介石在得知红军的真实意图后，恍然大悟，急令部队追击，并断言：红军将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
然而，这一次，历史没有重演。
红军干部团在刘伯承、宋任穷的带领下，通过急行军160里，一举拿下了金沙江边的重要渡口——皎平渡。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军，智取渡口，并奇迹般地找到了三条小木船。
就是靠着这三条小木船，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红军主力在七天七夜里，不间断地渡江。当国民党追兵赶到南岸时，红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并将所有船只焚毁，留给他们的，只有滔滔江水和望江兴叹。
「四渡赤水」，这个在当时让红军将士叫苦不迭、让林彪等人困惑不已的“弓背路”，至此终于展现出其全部的战略意图。它就像一出精彩绝伦的戏剧，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充分调动和迷惑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最终在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消息传来，整个红军都沸腾了。那些曾经的抱怨和不解，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将士们终于明白，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来回奔波，每一步都蕴含着深远的谋划。他们用自己的双脚，在中国的西南大地上，走出了一部军事史上的奇迹。
林彪在得知全局的胜利后，沉默了许久。他找到了毛泽东，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终于理解了那种在更高维度上思考战争的方式，那是一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调动、疲惫、迷惑敌人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战略目标的艺术。
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没有时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大的考验，更复杂的局面，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他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敌人。
有的时候，说服自己的同志，比战胜强大的敌人，要困难得多。
一年多以后，古都西安的一声枪响，再次将他推到了一个需要独自面对所有人不解的十字路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来“督剿”的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消息传到延安，整个红色根据地瞬间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人们敲锣打鼓，互相拥抱，庆祝这个天大的喜讯。十年内战，血海深仇，如今罪魁祸首束手就擒，这让每一个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都感到扬眉吐气。
「杀了蒋介石！」
「血债血偿！」
「公审国贼！」
激昂的口号响彻云霄。在延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无数人登台演讲，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的血腥罪行。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无数优秀的同志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这笔血债，必须用蒋介石的项上人头来偿还。
这种情绪，在党内和军内，同样是主流。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杀掉蒋介石。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中国的革命形势将一片大好。
然而，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来自各方的情报和电报。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明确要求不能杀蒋，要和平解决。而国内，亲日派的何应钦正磨刀霍霍，调集大军向西安逼近，大有“借机除蒋，取而代之”的架势。一旦内战扩大，日本侵略者必将坐收渔翁之利。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而放眼全国，能够领导当时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维系南京政府这面旗帜、并有一定抗日意愿的人，只有蒋介石。
如果杀了蒋介石，中国必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内战和分裂，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很可能上台，与日本人媾和。到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无从谈起，中国将亡国灭种。
「必须放掉蒋介石。」
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平静地说出这个结论时，整个会场瞬间炸开了锅。
「什么？放虎归山？」
「主席，这绝对不行！这是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才换来的机会！」
「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许多高级将领情绪激动，甚至拍了桌子。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这个决定。在他们朴素的观念里，有仇报仇，天经地义。更何况，这不仅仅是私仇，而是阶级仇、血海恨。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所有人的意见。他理解这种情绪。如果从个人恩怨和党派利益的角度出发，杀掉蒋介石，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他站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
「同志们，」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东北沦陷区，又指着虎视眈眈的华北日军，「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日本人！如果国共内战再打下去，得利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点没错。但是，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他愿意抗日，他就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留着他，就能把国民党这支中国当时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拉到抗日的战场上来。这对抗击日本侵略，至关重要。」
「可他要是回去了，反过来又打我们怎么办？」有人提出了担忧。
「他会的。」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但是，只要抗日的旗帜举起来了，他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西安事变，已经让他威信扫地。我们逼他抗日，全国人民也会逼他抗日。这个大势，他挡不住。」
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说服。它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超越个人的情感、党派的恩怨，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去思考问题。
最终，毛泽东以他巨大的威望和深刻的战略洞察力，说服了党内的同志。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调停，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蒋介石灰头土脸地飞回南京时，延安的很多人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觉得吃了大亏。
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策的伟大。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宣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正是这一在当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决策，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又一次，毛泽东用超越时代的远见，独自一人，力排众议，做出了最有利于民族大义的抉择。他的孤独，源于他看得比别人更远。而这种远见，在十二年后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04
1948年秋，中国的命运，正悬于一线。
经过两年多的解放战争，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一方倾斜。在东北，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七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季、秋季攻势，总兵力已发展到百万之众，在兵力上首次超过了东北的国民党军。
一个巨大的战略机遇，摆在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面前：如何利用东北的优势，发动一场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
毛泽东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地图上的一个点——锦州。
锦州，位于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辽西走廊上。拿下锦州，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可以将卫立煌集团的数十万大军，全部封锁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反之，如果让这几十万精锐部队撤入华北，与傅作义集团会合，那解放战争的进程，将被大大延缓。
「全力南下，攻击锦州！」
一封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从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发往东北野战军的司令部。
然而，这些电报，却让身处前线的林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疑虑。
在林彪看来，攻打锦州，是一步险棋。甚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
他的指挥部里，巨大的沙盘上，清晰地标示着敌我双方的态势。
「主席的意图我明白，是想关上大门。但是，」他用指挥棒指着沙盘，对罗荣桓、刘亚楼等搭档分析道，「我们来看，锦州，地处三面受敌的位置。我们打锦州，沈阳的卫立煌会派兵增援，这叫‘东进兵团’；华北的傅作义也会派兵增援，这叫‘西进兵团’。而且，敌人还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可以从葫芦岛登陆，内外夹击我们。」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
「这就像什么？就像我本来只准备了一桌饭，现在却来了两桌甚至三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们南下打锦州的主力部队，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三路夹击之下，稍有不慎，就有被反包围、全军覆没的危险。」
林彪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是从一个战区指挥员的角度，做出的最稳妥、最谨慎的判断。在他看来，既然东北我军已经占有优势，就应该先打长春。
长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了数月，城内有国民党十万守军，但已成强弩之末，补给断绝，士气低落。打长春，把握大，风险小，是典型的“先打弱敌”。
「先打长春，扫清后顾之忧，然后再集结主力，从容南下。这才是万全之策。」林彪将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写成电报，发给了中央。
于是，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西柏坡与东北前线之间，展开了一场中国战争史上罕见的“电报论战”。
毛泽东坚决反对林彪先打长春的方案。
「围困长春，目的在于拖住郑洞国兵团，而不是攻取长春。」他在回电中明确指出，「如果先打长春，必然耗费时日，等我们打下长春，东北的敌人很可能已经从海上撤走了。到那时，我们再南下，门已经开了，狗也跑了，还打什么？」
「打锦州，就是要逼着敌人跟我们决战！就是要冒这个险！就是要‘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
然而，林彪依旧犹豫不决。他一生用兵谨慎，不打无把握之仗。这种将主力置于险地的战法，与他的军事思想格格不入。他迟迟不动，部队在原地徘徊，宝贵的战机正在一点点流逝。
东北野战军的其他高级将领，也大多倾向于林彪的意见。他们同样认为，打锦州风险太大。
毛泽东的耐心，几乎被消磨殆尽。他甚至起草了一封电报，准备让罗荣桓取代林彪，直接指挥部队南下。
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发出了措辞最为严厉的一封电报，要求林彪等人“置卫立煌、傅作义两路援军于不顾，集中全力，迅速打下锦州”。
这封电报，几乎就是一封最后通牒。
深夜，在东北野战军的指挥部里，林彪一个人，在巨大的地图前，来回踱步。桌上的那份电报，仿佛有千斤之重。他抽着烟，整整一夜未眠。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战役方向的选择，这是对他和毛泽东之间信任的终极考验。他面临着军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是继续坚持自己认为稳妥的方案，还是服从那个远在千里之外、却似乎能洞穿一切的战略家的命令？
最终，天快亮的时候，他掐灭了烟头，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叫来了参谋长。
「命令，」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异常坚定，「各部队，按原计划，向锦州开进！」
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如开闸的洪水，向着辽西走廊，奔涌而去。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空前大战，拉开了序幕。
战事的发展，惊心动魄，几乎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判在进行。辽沈战役，最终以解放军的完胜而告终。歼敌47.2万，解放东北全境。
这一战，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国民党赖以维系统治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战后，林彪在总结时，由衷地感叹：
「事实证明，主席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打锦州这着棋，实在是高明。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后果不堪设设想。」
又一次，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在不被理解的孤独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而这种孤独的决策，在两年后，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以一种更加严峻、更加沉重的方式，再次降临。
05
时间回到1950年10月，中南海菊香书屋。
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日。反对的声音，依旧占据着主流。林彪甚至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率兵入朝的提议。
「主席，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出而不击’。」林彪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们可以派部队进驻鸭绿江边，摆出要打的架势，震慑美国人，但轻易不要过江。把问题交给苏联，让他们去解决。」
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既表明了态度，又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但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方案的软弱性。
「‘出而不击’，美国人会怕你吗？他们只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他摇了摇头，「战争的决定权，不能交到别人手里。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我们自己说了算！」
会议陷入了僵局。毛泽东决定，暂时休会，让大家回去再冷静地想一想。
那几天，毛泽东几乎彻夜不眠。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反复研究着朝鲜战场的地图，分析着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他深知，这个决策的担子，有多么沉重。这关系到数百万人的生命，关系到这个新生国家的未来。
他甚至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打输了，美国人打过鸭绿江，中国东北沦陷，国内的反动势力趁机作乱，刚刚建立的政权，将面临颠覆的危险。
但是，他也想到了不打的后果：美国陈兵鸭绿江边，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时刻处于威胁之下，国家安全没有保障，经济建设将永远在别人的阴影下进行。世界会怎么看这个新中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必须做出选择。
最终，他下定了决心。他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并且敢于担当的将领，来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想到了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正在西北主持大区的军政工作。一纸急电，将他召回了北京。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彭德怀对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当他走进中南海，从周恩来口中得知会议的内容时，他感到了巨大的震惊。他没有参加之前的讨论，但眼前的局势，让他立刻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单独找彭德怀谈话。
「德怀同志，」毛泽东开门见山，「出兵朝鲜，党内多数同志不赞成。你的意见呢？」
彭德怀沉思了片刻，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地图前，仔细地看着朝鲜半岛的态势。许久之后，他转过身，用他那特有的洪亮嗓音，斩钉截铁地说道：
「主席，我认为，应当出兵！美国人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不管，他下一步必然要得寸进尺。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国人占领了朝鲜，我们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后患无穷！」
这番话，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几乎所有人都犹豫和反对的时候，彭德怀的这番话，给了毛泽东巨大的支持。
「好！」毛泽东用力地一拍沙发扶手，「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那么，部队的司令员，就由你来当！」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彭德怀没有丝毫犹豫。
就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确定了下来。
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的慷慨陈词，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最终，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艰难决定。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那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志愿军用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将战线从鸭绿江边，重新推回到了“三八线”，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真正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着那一战带来的国威红利。
06
从1935年的赤水河，到1950年的鸭绿江。
十五年的时间里，这四次重大的战略抉择，贯穿了中国革命从生死存亡到奠定国基的整个过程。每一次，毛泽东都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阻力；每一次，他的想法都不被身边最亲密的战友所理解；每一次，他都像一个孤独的远航者，独自一人，看清了迷雾中的航向。
战争年代的战略决策，其本质，是一种洞穿事物本质、预见未来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掌握。当一个战略的构想，连自己内部的精英层都难以理解时，它对于敌人而言，就更是无法揣测的天书。而这，恰恰为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但在当时当刻，做出这些决策，需要承担何等巨大的心理压力，需要拥有何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是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那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一种属于伟大战略家的、深刻的孤独。
当硝烟散尽，回望历史，我们才终于能够理解，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指挥，那些“不近人情”的决定，那些“孤注一掷”的冒险，背后所蕴含的，是何等深邃的智慧和对国家、民族命运最深沉的责任感。
这份孤独的远见，最终照亮了中国前行的道路。
【参考资料来源】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我的回忆》，彭德怀 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辽沈战役亲历记：来自将帅的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