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真相：毛主席如何铁腕反腐？

01、东北局“三反”报告

1951年11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审阅了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一份有关推进增产节约运动，以及深化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本报告梳理了东北地区的成功实践，其中指出，沈阳市在若干单位内部查处了3629名涉嫌贪污的人员，东北贸易部通过检举和坦白，共追回人民币旧币五亿元。

精简兵力，对部队进行整编；缩减机关规模，减少人员编制；紧缩开支，彻底清查物资；倡导节约风尚，严格禁止浪费行为；组织民兵，并着手实施义务兵役制。随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倡议。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兴起。

然而，在东北地区这一运动的先行开展中，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令毛泽东颇感意外。

早在进京前夕，随着革命胜利在望，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时常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回响。在延安时期，他特地将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汇编成小册子，并向全党干部发出阅读号召，强调“以此为鉴，切勿在胜利之际重蹈骄傲自满的覆辙”。

东北地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开展各项工作较早且成效显著的区域之一。然而，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竟然暴露出如此众多的问题，这让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东北一地的困扰，而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十一月的二十日，他向中共中央转发了一份东北局的报告，并强调指出，党政军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积累的宝贵经验。此外，他还要求全国各地和各部门务必及时向上级以及中央汇报相关情况。

这揭示了毛泽东的决心，即通过“三反”运动——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来惩处并消除党内已悄然滋生的腐败之风。正如他曾经全力以赴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般，毛泽东再次着手引导一场新的社会运动。

在毛主席的坚定推动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接连不断地汇集而来。毛泽东同志迅速审阅这些报告，从中挖掘出关键情况和宝贵经验，随即以中央或个人的名义将这些内容转发至全党，并附上自己的批示。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当日批转了两份报告，其中一份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呈递。另一份报告出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与第二书记刘澜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提交。该报告详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及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所犯的严重贪污浪费罪行。毛泽东同志随即将该报告转发至各中央局、分局以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的前任书记刘青山与现任书记张子善均系大贪污犯，已由华北局查明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处置方针是恰当的。此事对中央、中央局、分局以及省市区党委均构成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干部可能受到资产阶级腐蚀而导致的严重贪污行为，并着力发现、揭露及惩处此类行为，将其视为一场重大的斗争来加以对待。”

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份报告予以转发，此举标志着他向全党下达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初始指令。随后，他连续转发两份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将“三反”视为一场大规模的斗争，全面揭露并严惩党内的一切贪污腐败现象，以防止党遭受腐蚀的严重威胁。

在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施精兵简政、推动增产节约、坚决抵制贪污、浪费以及官僚主义的决定》。

自该指令发布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02、全国“三反”运动启动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升至与镇压反革命斗争同等重要的地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以同样的声势浩大进行，由主要领导亲自负责，亲力亲为，倡导坦白与检举，对情节轻微者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者则予以撤职、惩处，甚至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对极少数严重贪污犯执行枪决。”他甚至预见到，“全国或许需对一万至数万贪腐分子施以极刑，方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这无疑是过分的悲观揣测。然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以及其坚决反腐败的决心，党绝不容忍此类恶劣现象侵害党的纯洁性。

此刻，毛泽东精神高度凝聚，情绪异常激昂。他每日审阅来自全国各地、各大军区、中央各部委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对于其中重要内容，他批转全党、全军，并迅速推广其经验。他越发坚信，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且普遍，若不大力宣扬、迅速行动，开展一场猛烈的整治运动，难以有效“止住贪污浪费之恶浪”。

在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撰写了一份党内指示，强调中央、大区、省市三级所有工作部门，均需向中央主席及军委主席提交“三反”运动的报告。此举旨在便于中央进行对比分析，识别各级领导在此次重大斗争中的积极性与消极态度（消极态度的成因，一方面是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则是领导层的不正之风）。通过此分析，中央将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对于未提交报告者，将视作违纪行为处理；而对于延期提交报告者，则需明确说明原因。

无论毛泽东所起草的中央指示，抑或其撰写的批语，语气均颇为严厉，所提要求皆需迅速且坚决执行。他责令各军区必须编制“三反”运动的简要报告，相互间展开成绩竞赛，并由中央进行评定。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节奏中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充实的夜晚。在元旦佳节这一天黄昏时分，毛泽东邀请了众多民主贤达以及党内几位领导同志，齐聚颐年堂共话时局。随后，于六点半，他陪同这些嘉宾一同步入了怀仁堂，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举办的团拜盛会。

在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元旦的祝福致辞，向我国在各条战线上的成就致以热烈的祝贺。除了令人心潮澎湃，这份致辞也给不少人心头带来了沉甸甸的责任感。他指出：“在此，我还要向我国人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致以在新开辟的战线上取得胜利的祝愿。这就是号召我们齐心协力，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旨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彻底清除！”

在团拜会落幕之际，紧接着是一场盛大的晚会。然而，众多部长与副部长们早已按捺不住心绪，对于眼前的精彩节目鲜少留心。随着团拜的结束，他们迫不及待地纷纷离席，急速返回机关，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本系统“三反”运动的部署工作中。

当时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了一次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大规模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读中央的决定。规定自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属所有单位，必须积极动员群众展开斗争，实施坦白检举，并于一月十一日前提交报告。对违反规定者，无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还是经理，都将一律予以撤职并追究责任。在会上，还特别指出了一些表现优异的部门，一些表现尚可的部门，以及众多表现落后的部门，并具体点明了相关部长的姓名。”此言一出，全场士气大振。当日返家后，各部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元旦当天，会议持续进行，众多部长、副部长仅出席了团拜会便返回，甚至放弃了观看演出。至一月三日，几乎所有单位均已召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并纷纷提交了相关报告。

在这项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至各地方军区，均需“立即全力推进三反斗争，适当压缩学习文件的时间（约四五天即可），迅速组织干部会议，并规定期限（如十天）全面开展斗争，提交相关报告。任何违反规定者，无论其身份如何，均应予以撤职并展开调查处理”。

03、毛主席亲自指挥打老虎

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一旦看准了某件事情，下定决心要抓，便会全力以赴，紧锣密鼓地推进，直至达成目标，绝不半途而废，更不会流于形式。他不仅制定方针，更亲自跟进；不仅布置任务，还详细交代实施方法。在‘三反’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几乎每晚都会听取我的工作汇报，甚至时常亲临中央节制委员会，参与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工作。”

步入一月中旬，毛泽东依然察觉到，众多地区“三反”运动尚未全面展开，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的问题远未得到充分揭露。他明确指示：“务必将所有贪污分子一网打尽，方能罢休。”

近日来，毛泽东接连数晚召开会议，对“三反”运动进行深入研讨与部署，旨在推动该运动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拓展。

一月十五日夜晚八点半，他于中南海的居所内主持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倾听了薄一波就近期“三反”运动的进展情况的详实汇报，并就“三反”运动接下来的阶段工作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接连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之后，我国的“三反”运动迅速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聚焦力量打击“老虎”，瞬间将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一战略部署，首次在1月19日由中直总党委召开的一场千人规模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外公布。“老虎”，这一称呼在当时特指贪污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其中贪污旧币一亿元（以旧人民币计，一亿元约合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被称为“大老虎”，而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者则被称为“小老虎”。

毛泽东强调全党应将目光聚焦于“追捕那些大老虎，务求一网打尽”。他指出，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老虎，他们“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是背叛人民的敌人”，若不将他们清除并加以惩处，祸患将无穷无尽。“对于全军中那些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情节严重的个人，我们必须严格依法惩办，绝不可有任何姑息”。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采用逼供信手段打击‘老虎’的情况，导致错抓非真‘老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若发现此类问题，请迅速予以纠正。”

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的直党委“打虎”行动报告的批语中，再度重申：务必收集材料，确凿证据，坚决禁止逼供信行为，强调这“正是我们能否在打虎战役中取得全面胜利的核心所在”。

鉴于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据了贪污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政府曾作出规定，对于情节较轻者，通常应免除刑事处罚，部分情况甚至可以免除行政处罚。据此，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得以免除刑事处罚。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一规定有利于争取、团结与教育改造这部分人群，进而有利于推进“三反”运动和各项建设工作。同时，他提出，对于许多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罚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种处罚措施之外，再增加一项最轻微的处罚——警告。他指出，如此一来，许多小贪污分子（约占贪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只需给予警告即可，“此举有助于缓解大多数小贪污分子的对抗情绪，促进团结与改造”。

十七日，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及各大军区发出指示：“在运动紧张阶段，务必指派一批得力的干部负责日常事务，确保财经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生产、运输、金融和贸易，均不得中断。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开展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之后，应逐步增加负责日常工作的干部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望各位同志予以重视。”

自1952年3月起，“三反”运动正式步入定案处理的阶段。毛泽东在强调过程中特别指出：“务必认真负责，务必实事求是。”在5月10日，他在批转一份中央报告时写道：“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展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关键时期，务必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惧繁琐，坚持不懈，对确凿无误者予以定案，对错误者进行改正，对应降者予以降职，对应升者予以晋升，对嫌疑难以定论者暂缓处理。总之，必须确保问题得到真实解决，克服主观主义思想和畏难情绪。这既是共产党人治理国家的一次宝贵学习，也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段批语至关重要，对于纠正“三反”运动中的错案发挥了关键作用。

04、刘张事件

刘青山与张子善案，作为“三反”运动中披露的惊天第一大案，引发了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指导。此案件在党内外激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刘青山与张子善，利用手中职权，分别动用了专区地方粮折款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点四亿元。他们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巧取豪夺，获利二十二亿元，更是贪污了修建飞机场的节余款项及发放给群众的房地补价款共计四十五亿元，还以修建工程为名，骗取银行贷款四十亿元。总计，二人贪污挪用公款约达二百亿元之巨（皆为旧币）。此外，他们还与私营商人勾结，利用公款大肆倒卖钢铁，私吞了大量财富，致使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引发了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事发之后，华北局迅速将相关情况和处理意见（即逮捕并依法严办）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随即对此作出批示，高度评价华北局的处理方针，认为其举措完全正确。

刘青山与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历经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资深领导干部。他们在敌人的牢狱中，面对残酷的酷刑和严苛的逼供，始终坚贞不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节。然而，在和平年代，他们却沉溺于功名利禄，沉湎于享乐，最终沦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牺牲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警示，不幸成为了现实。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着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对刘青山、张子善两位贪污犯，提议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待省人民政府向政务院请示并获得批准后执行。”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于十二月三十日在头版头条公开揭露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污窃取国家财产的罪行，并同步发布了河北省委关于撤销刘、张二人党籍的正式决定。

毛泽东高度重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旨在研讨案件的处理方案。在经过深思熟虑并广泛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后，中共中央采纳了河北省委的提议，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进行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并即刻执行。

正是因为他们二人身居高位，贡献卓著，影响力深远，所以才必须下定决心予以处决。唯有如此，方有可能拯救二十人、两百人、两千人，乃至二万人之众，这些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无疑是一项严肃而意义重大的决定，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员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崇高品质。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隆重举行。刘、张二人受到了法律的严肃惩处。此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欢腾，民众纷纷赞扬共产党的廉洁与公正，对其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高度赞誉。这一事件使民众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决发动“三反”运动，对腐败行为零容忍。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成为李自成式的政权，绝不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绝不让无数先烈的牺牲付诸东流。

铭记历史，方能鉴往知来。每当谈及毛泽东同志果断处置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人们总是心怀感慨。当年，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同志曾言：“在我看来，‘三反’运动中最为宝贵的经验，便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所展现出的高度自觉、坚定决心与非凡魄力。他们真正做到了从高层干部入手，敢于直面问题，严格治理党纪。”此后，我党虽多次下定决心打击党内腐败，却往往处理过于宽松，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在反腐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宝贵经验。

05、毛泽东示范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一封亲属来信。写信人是他的堂弟毛泽连等。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复信劝他们不要来北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颇为艰难，待时机成熟，我会设法给予适当帮助，目前请勿过分依赖。”随后，毛泽东寄去了一笔款项，以便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得到妥善治疗。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诉苦，母亲丧事未了，脚伤亦未痊愈，特此汇去人民币三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用作六婶的丧葬费用，另二百万元用于泽连的治疗。请转告他暂勿来京，可前往长沙湘雅医院就诊，若湘雅医院治疗无效，那么北京也难以治愈。”他在信末特别叮嘱道：“这些款项均出自我个人的稿费，请转告他们务必节约使用。”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毛泽东同志陆续迎来了几位来自故乡的亲朋好友。接待他们时，他总是热情周到；送别之际，他常慷慨解囊，资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这些款待亲友的费用，均出自他个人的工资与稿酬，从未动用公帑分文。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来信，信中不乏请求安排工作或来京深造的请求。面对这些请求，毛泽东同志总是委婉地予以拒绝。

杨开慧女士的兄长杨开智，有意愿赴北京任职。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表达了他的期望：“希望你能够在湖南耐心等待中共湖南省委对你的工作安排，切勿抱有过高的期望，切莫前来北京。无论湖南省委安排你何种职务，都应全力以赴，一切事宜均应遵循常规程序，以免给政府带来不便。”

毛森品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数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得到工作上的推荐。毛泽东虽心有同情，却婉言谢绝。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兄长寻求职位表示全力支持，但建议您最好是通过为群众谋福利来展现自己的能力，赢得他人的尊重，这样便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我认为不宜由我来推荐，以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您的良好声誉，不知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境遇堪忧，我心怀忧虑。关于工作一事，建议仍以在附近等候机会为上策，不宜远赴省外，以免徒劳奔波。”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听闻长沙地委与湘潭县委正计划在我家乡为我建造住所，并铺设公路通往家乡。若此消息确凿，恳请即刻下令停止相关工程，切勿动工，以免在民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此事至关重要。”

毛泽东对故乡与亲友的管束甚严，不容许他们享有任何特权，然而，他并非铁石心肠。在他内心的深处，始终饱含着对他们的深切挂念。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首先，他们身为劳动者，亦系我的亲戚，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其次，正因我对他们关爱有加，便更期望他们不断进步，勤勉耕作，严守法度，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与众人同等待遇，绝无任何特权。若出现落后行为，理应受到批评，决不能因他们是我的亲戚而对其缺点错误避而不谈。”

在毛泽东的严格教导与严格要求下，他的众多亲属选择留在家中，投身于农田劳作或投身基层工作，过上了与普通劳动者无异的生活。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对自己严于律己，绝无一丝一毫的特殊待遇。

06、“五反”运动

1952年伊始，正当“三反”运动步入高潮阶段，毛泽东再谋良策：号召大中城市开展针对违法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旨在抵制行贿、遏制偷税漏税、打击盗骗国家资财、杜绝偷工减料、防范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动因，在于“三反”运动期间，揭示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众多贪污受贿案件，这些案件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与拉拢行为密切相关。从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构的报告来看，这一问题已愈发凸显。

在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经过两个月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大量贪污案件的共性在于，私商与腐化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窃取国家财产。”华东局与西南局的报告亦证实了贪污分子与不法商贩相互勾结，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的事实。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做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此次斗争中，应适当关照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注意构建‘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大规模打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重要指令的发布。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起草并向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一经发出，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便迅速而广泛地铺展开来。

通告指出：“在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与中等城市，我们必须依托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守法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市民阶层，对违法资产阶级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窃取国家财产、反对以次充好、反对窃取经济情报。此举旨在与党政军民内部的反腐、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相呼应，现正逢其时，极为必要。在此过程中，各城市党组织需对阶级和群众力量进行精密的布局，注重运用矛盾、实施分化、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在斗争中构建起‘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应于二月初开展‘五反’运动，请务必迅速部署。”

如此一来，毛泽东同步引领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是在党政军民（包括群众团体）内部发起的“三反”运动，另一条则是针对外部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运动。这两场斗争相互协作，协同推进。

07、“五反”运动成效显著。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最适宜在上一年度上半年进行，那时我们正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显著胜利，战局稳固，土地改革大体完成，镇压反革命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然而，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亟待打压，否则提前行动可能适得其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已有明确界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必须充分调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对于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只要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而非有害的，都应予以容忍并促其发展”。《共同纲领》亦作出规定：“凡是有助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的私营经济活动，人民政府都应激发其经营热情，并提供支持与帮助。”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这并非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我们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而非社会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削弱资产阶级，而非彻底消灭；我们计划对它进行一段时间的斗争，使其感受到痛楚后，再适时引导，而非持续对抗，直至将其完全击败。”

在进入城市之初，人们对资产阶级保持高度警觉，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态度为何发生转变？回顾进城以来的三年历史，可以找到答案。1950年上半年，党内出现了一股自发或半自发的抵制资产阶级的潮流。这种做法不妥，甚至有误。鉴于当时面临台湾敌人的轰炸和封锁，以及土改、镇反等紧迫任务，我们本应与资产阶级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势力，而非全面开战，这样做缺乏战略眼光。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政策。随着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国家更加需要团结一心，这种团结至今仍是必需的。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有所放松。资产阶级虽然曾受过打击，但并未真正受到重创，在工商业调整中又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加工订货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并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因此变得气焰嚣张，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挑战。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我们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弱点，压制其嚣张气焰。

“五反”运动所揭露的问题，确实令人深感震惊。在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高达三亿元，竟将失效药品提供给浴血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士。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行勾结，在国家加工豆油的过程中，提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间，仅通过抬高成本，就赚取暴利十五亿元；而降低出油率，导致国家每月损失豆油三万斤。在工业相对集中的重庆地区，一些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名义，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收买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人，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欺骗国家，对下挤压、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独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三十一副道岔的制作工程中，就通过提高工价、虚报用料等手段，赚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政治上要求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在经济上则要与国营企业分庭抗礼。这些要求显然与《共同纲领》的精神相悖。

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五反”运动，旨在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然而，他自运动伊始便极为注重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恰当的政策。在运动指导方面，他始终坚持按照《共同纲领》行事，严格界定违法与合法的行为界限。凡是在《共同纲领》允许范围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皆为合法；逾越此界限，即属非法。在斗争策略上，他强调广泛联合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构建“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并打击少数顽固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安排上，他明确提出要有序、有计划地推进，未充分准备绝不动手，坚决杜绝盲目行动，确保工作质量，杜绝任何失误；在县、区、乡三级通常不开展“五反”斗争。

08、纠正“五反”运动偏差

在运动进程中，曾涌现出“焚烧工商，劫掠民众建设协会”的偏颇口号，毛泽东同志迅速察觉，并即刻予以纠正。

1952年三月，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对民建会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对于那些“五毒俱全”、完全违法的资本家，必须坚决摒弃；而对于守法或基本守法的资本家，则应积极争取，即便是那些半守法半违法的，也应当纳入争取范围。毛泽东强调，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并特别关注工业的发展。他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将商业资本引导至工业领域，这对国家发展大有益处。而对于商业领域中的投机商，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们既对国家、人民毫无益处，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大型资本家的重要性，他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些大工业家所掌握的工厂，其经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某些城市的全部小工商业。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声势宏大的“五反”运动令不法资本家备受冲击，众多人士纷纷坦白自身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援。然而，运动期间亦一度加剧了社会紧张，资本家惶恐不安，私营企业生产陷入低谷，市场萧条，税收锐减，失业工人数量攀升，各项基本建设项目亦纷纷延期。

中共天津市委较早便对相关状况进行了反馈。在二月十四日致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及彭真的请示报告中，他们指出：“自‘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国内外交流及城乡互动均陷入停滞，批发贸易交易量锐减半数，银行停贷，私营企业减少购入，工业生产出现下滑趋势，税收大幅缩水。受此影响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已开始抱怨。若不迅速采取措施，经济衰退现象将进一步蔓延，持续时间过长将严重损害国力。天津市委认为，在确保‘三反’运动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务必统筹兼顾经济工作。

该报告即刻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切关注。翌日，即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强调“各城市市委及市政府在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之际，务必确保经济生活的平稳运行；若短时间内经济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恢复正常”。

未来，在转发上海的一份“五反”报告至中央时，他语气更加坚定且明确地指出：“尤其是确保生产不受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各城市若存在影响生产的情况，必须立即调整并改正。”

不久之后，毛泽东同志依据实际情况，对初定的四类工商户（即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进行了调整，增至五类，新增“基本守法户”这一类别。以北京市为例，守法户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基本守法户则占到了约百分之六十，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二十五。通过这样的分类调整，力争团结和争取的工商户比例依然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在‘五反’运动中，我们期望能从第三类中抽出部分工商户调整至第二类，以增加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量，望你们酌情处理。”这一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范围，同时将极少数严重违法资本家孤立和打击，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维日益凸显。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在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由中央直接领导，预计在三月底前可以基本解决。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等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第三步，计划在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开展‘五反’，这十个城镇是中等城市，待前述四个城市取得经验后，再行推进‘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负责领导。对于一般县城，则坚决暂停，待后续时机成熟再行考虑。”

得益于上述两项关键举措的实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诸多困境与异常状况得以迅速缓解，并未引发显著的社会动荡。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径的揭露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部分干部与群众中逐渐滋生出一种偏“左”的倾向。毛泽东洞察这一偏差，给予了严厉的指正，中宣部亦因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

在引领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认识。这一特质对于确保“五反”运动不偏离原则方向，避免重大偏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指导具体工作时，他始终密切关注思想理论的新动向，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这成为了毛泽东领导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09、“三反”“五反”运动落幕。

自1952年5月起，毛泽东着手筹划结束“五反”运动的各项工作。早在四月初，他便明确指出“五反”不宜持续过久。他强调：“打击务必适度，不宜过度；若过度，必将引发问题。我们已对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打击，如今，我们可以在新的起点上与他们展开团结合作。”

在毛泽东的坚定信念中，新中国的核心任务始终是迅速恢复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他各项事务，包括“五反”运动，均须紧密围绕这一核心大局展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当前正处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最后定案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应当从严的从严处理，对应当从宽的从宽处理，确保这场斗争得到妥善结束。”

遵循中央的这项指示，全国各地在定案处理方面的工作进展颇为顺畅。

毛泽东高度重视上海案件的处理事宜。鉴于上海拥有众多大资本家，对当地工商户，尤其是其中的大工商户的处理，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领域，其对全国的影响都尤为深远。

无需过于拘谨，应更加宽宏大量，将其归为完全守法户。此举树立了一个榜样，对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守法经营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反”运动旨在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径，但其成效实际上已超越了原定目标。运动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正如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通过“五反”运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工人群众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力量所压制”。这一成果为日后以和平手段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

1952年6月6日，正当“五反”运动即将画上句号之际，毛泽东发表观点：“在推翻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后，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不宜再将民族资产阶级归类为中间阶级。”这一论断预示着新中国历史进程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党的政策亦将迎来重大调整。

自1951年12月及1952年1月陆续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紧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成为我国又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两次运动有力地净化了旧社会遗存的贪婪、奢侈之风，弘扬了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崇高风尚，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良好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