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乱世奇人！国军 120 军军长周嘉彬，不投降不死战，携线装书逃港，后成水利部参事

——《前言》——

1949年9月22日的清晨，一架飞机无声地滑行，缓缓升空，机舱内仅有一位男子独坐。

他身着便服，仅手提两个行李箱，箱中盛放的并非金银财宝，而是满载的书籍。

此人为周嘉彬，乃国民党中将，同时也是张治中之婿。

——《壹》——

1934年，在柏林陆军大学的一间教室中，两位中国学生并肩而坐。一位是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另一位则是来自黄埔五期的贫困学子周嘉彬。

蒋纬国归国后，荣升为太子；而周嘉彬则归来后迎娶了张治中之女的芳心。

这并非偶然，周嘉彬在德国的学费，正是由张治中所资助。张治中之所以看重这位学生，不仅因其聪慧过人，更因其身上所散发出的独特气质。

军人的果断与知识分子的犹豫并存。

1940年，周嘉彬迎娶了张素我，在那场婚礼上，张治中前辈对新婚的女婿郑重地叮嘱道：“嘉彬，务必铭记于心，我们虽身为军人，然而首要的身份，乃是堂堂的中国人。”这段话语，周嘉彬始终铭记在心，终身难忘。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周嘉彬紧随张治中将军的步伐，共同参与了淞沪会战的激战。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他展现出了一位军人应有的英勇与坚毅。子弹呼啸而过，他却神色自若，从容不迫。当上级询问他是否畏惧死亡时，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若怕死，便不应踏入军旅。”

战争结束后，周嘉彬变了。

“战争使我领悟，死亡固然简单，然而生存却更为艰难。”

——《贰》——

1949年8月，兰州城下，周嘉彬肩负重任，被任命为第120军军长。他负责镇守黄河铁桥的北岸，那是一处生死攸关的阵地。若能坚守，或许能化险为夷，但一旦失守，便沦为逃兵，罪责难逃。

人民解放军已将兰州团团围住，城内国民党将领阵营出现分歧，形成两派对立之势。

一方坚决誓死抵抗，另一方则主张和平投降，周嘉彬身处其中，进退维谷。更令人焦虑的是张治中，他的岳父已滞留北平，选择了和平的道路。

周嘉彬深知，每项决策的出台，都将对张治中的境遇产生深远影响。

8月25日，兰州即将面临攻破，周嘉彬的副军长向他咨询对策：“军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投降？”“不可以。”“那我们坚持战斗？”“同样不行。”

副军长焦急道：“怎么办？”

周嘉彬缄默良久，终于开口道：“分解整体，撤往宁夏。”这一指令显得格外异样，既非投降，亦非决战到底，实则是一场撤退。然而，撤退的目的地却是未知的。

部队开始分头行动，部分连队朝着西北方向进发，而另一些则向西南行进。

周嘉彬率领指挥部悄然撤离兰州，马家军顿时人心惶惶，派人急切询问周嘉彬缘何未派遣援军。周嘉彬回应道：“我的职责在于保卫桥梁，若桥梁不保，我的使命便已完成。”

面对紧迫的局势，西安的胡宗南焦急万分，遂紧急发电报催促周嘉彬务必坚守阵地，同时承诺将派遣空军力量予以支援。

周嘉彬览过电报，并未作出回应。部下们心急如焚，他们无法理解军长此举的用意。有人甚至提议发动起义，通电反抗。然而，周嘉彬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张家满门忠烈，岂能将文白公陷于不义之地？”

此言分量颇重，周嘉彬心知肚明，若他举起义旗，张治中在北平的境遇将愈发艰难。

然而，若决一死战，便与张治中选择和平的初衷相悖，因而他选择了第三种策略：撤离。

——《叁》——

1949年10月，周嘉彬在香港九龙塘租赁了一座英式风格的住宅，自此开始了他的低调生活。房东误以为他是一名平凡的商人。

每日晨曦初露，周嘉彬便起身，泡上一壶香茗，随后投身于书籍的海洋，潜心临摹书法。

午后抄写佛经，入夜则聆听收音机，生活节奏规律却充满了孤寂。邻里间都唤他“周先生”，鲜有人知这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曾是一位统领千军的将领。

他内心煎熬，鲜有人知。

1950年代初，周妻力劝他返回大陆，提及张治中对其思念之情，周嘉彬却摇首拒绝：“我怎能轻易归去？我乃逃兵之身。”张素我则反驳道：“你并非逃兵，你是在守护父亲。”

周嘉彬沉默良久。

他深知妻子所言非虚，然而，他亦明白，若返回，将不得不直面种种质询、批评与不解。不久，张治中莅临香港，岳父则悄然探望了女儿与女婿。

在相聚之际，张治中取出一卷宣纸，挥毫泼墨，题写了“家和万事兴”四个大字。

周嘉彬挥毫泼墨，留下了“知足常乐”四字。两人虽未多言，却已心照不宣。字迹完成后，张治中轻轻将纸张付之一炬，纸灰在九龙塘的夜幕下翩翩起舞，仿佛在低语着某种故事。

那一晚，周嘉彬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绪飘向了在柏林度过的那段求学岁月。

回想起那场淞沪战役的浓烟弥漫，以及兰州城下的艰难抉择，他不禁自问：我的选择是否正确？答案纷繁复杂。作为一名军人，他被视为逃兵；然而，作为儿子，他却无愧于孝子的称号。

从道德的视角审视，他堪称懦夫，然而，他已无路可退。

——《肆》——

1950年12月，周嘉彬终究下定决心踏上归途，妻子的规劝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关键的，是他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认知有了透彻的领悟：逃避并非解决困境的良策。

周嘉彬回京第一天访张治中。

岳父显得甚是苍老，满头白发。当他见到女婿归来时，张治中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温和地说道：“你总算是回来了。”“我让您失望了。”周嘉彬愧疚地回应。张治中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中充满了宽容，“面对那样的境况，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周嘉彬任水利部参事。

从将军身份降至参事之位，固然是一次巨大的转变，然而周嘉彬并未诉诸于怨言。他深知，能够平平安安归来，便是最好的结局。水利部的工作性质极为具体，容不得半点马虎。

周嘉彬工作态度严谨，同事们均认为这位参事独具一格，他对待事务精益求精，从不为个人得失所动。

1959年，周嘉彬光荣地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亦是对其贡献的认可。在政协的会议中，他鲜少发声，然而每当开口，其言辞总是中肯而深刻。

有记者试图对他进行采访，他却婉拒了，轻描淡写地回应道：“我不过是一名平凡的水利工作者罢了。”

然而，周嘉彬内心深知，自己绝非凡人。1949年的抉择，早已为他的一生烙下了鲜明的印记。1976年4月，周嘉彬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享年76载。

墓碑之上，仅镌刻着寥寥数语：周嘉彬，生于1900年，逝于1976年。

正如他生前所言，他本是一位平凡之人，然而历史将铭记，在1949年那个翻天覆地的年代，这位人物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抉择，相较于义无反顾地投身战斗，或许更显出超乎寻常的勇气。

它注定将面临更多的质疑，更多的误解，以及更多的孤独。

周嘉彬默默承受了，他凭借后半生的谦逊与勤奋，为自己的抉择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或许，这正是乱世之中的智慧所在——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在模糊的灰色地带中寻求一种平衡之道。

非那激昂澎湃的英雄气概，乃是一种平实无华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