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张国焘客死加拿大，许世友感慨：除毛主席外，无人能与他争锋！
1979年2月3日夜，渥太华郊外的冷风裹挟着雪粒敲打窗棂，一位老人靠在旧皮椅上停止了呼吸。院方登记表上的名字——“George Chang”——正是张国焘。消息传回国内时，几位当年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同志沉默良久，许世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论权谋，除了毛主席，没有人能压得住他。”这句话，道尽了两个时代的交锋与一代枭雄的沉浮。
将时间拨回44年前。1935年6月，川北松潘草地尽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表面一派喜气，暗流却已涌动。张国焘倚仗数万红四方面军，企图把中央“请”到南线去。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主张北上抗日，双方僵持。会师后的第七天夜里，张国焘在指挥部帐篷内摊开两张地图，左掌轻敲川康线，右手按住川滇线，语气阴沉：“不南下，路就被堵死。”他的话经参谋长李特辗转传至各团营，军心瞬间摇摆。
朱德与刘伯承被软禁的传闻，很快在营火旁发酵。朱德55岁，刘伯承34岁，两人对红四方面军官兵威望极高，张国焘若要单独“掌舵”，最先必须拿掉的正是这两位。彼时担任四方面军警卫旅旅长的许世友刚从前线调回，骑行一昼夜赶到总指挥部领命。张国焘先抛出关怀：“世友，腿伤好些没？”随后压低嗓音，“我要你挑十个最稳的兄弟，任务很简单——护送两位老先生‘转移’。”说罢目光如刀。短暂停顿后，许世友答得平平，“听明白了。”一句话却把众人心思锁进迷雾。
事后回忆录里，许世友承认那一刻背脊发凉，却立刻盘算：若真出手，红军自毁长城；若拒绝，警卫旅全得陪葬。三小时后，他唤来手枪营营长低声交代：“按原计划集合，但枪栓全部卸下。”次日凌晨，假扮国民党便衣的小分队潜至伏击点，不料朱德、刘伯承乘坐的马队早就绕道。反倒是保卫局马局长与几名心腹被捆成一团，留在草地中央，枪支都被卸机。至今没人能说清许世友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调包”，但张国焘第一次尝到掣肘滋味。
此后半个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议搬到了茫茫草地。毛主席不动声色，多次借夜谈将北上抗日的道理讲给四方面军干部听。徐向前、陈赓、王树声等出身四军的指挥员相继站队。张国焘察觉局势逆转，干脆在班佑贴出“中央主席”大印，宣布另立“中央”。这一纸通电连同红色木章，如今仍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见证那段最锋利的分裂危机。
1936年10月，西征部队抵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终于会合。共产国际电报同时抵达延安与会宁，明言“效忠中共中央”，张国焘的“南下中央”瞬间失去合法性。11月初，他被迫向中央递交检查，仍想保留手中兵权，却发现四方面军已被中央纵队与西北红军接管。许世友随队北上，同批调往抗大二期，临行前在窑洞外对张闻天说：“主席在，乱不了。”寥寥八字，道出了他对未来的笃定。
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帷幕时，曾经的四方面军高层陆续交代问题。许世友因为“护送事件”被隔离审查，他直言不讳：“我没动朱总和刘总一根毫毛，也没动张国焘一颗子弹。”这份坦率让毛主席拍板：“此人之忠，可用。”最终保留军职。许世友自此心甘情愿追随中央。对外他形容张国焘：“人狠，谋深，善笼络，借刀杀人也会亲手补刀。”而能压得住这位枭雄的，仅毛主席一人。
1938年4月，武汉会战前夕，张国焘携眷脱离陕甘宁边区，辗转入京投靠国民政府。4月18日，中共中央通报：开除张国焘党籍。电文传至前线，正在大别山坚持游击的红十五师战士议论纷纷，有人不解，更多人庆幸：“总算清了门户。”张国焘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被蒋介石客气地安置在重庆歌乐山郊外，实权毫无。1943年愈加边缘，1949年干脆随家人赴香港，再转加拿大。
冷战初期，海外多家华文报刊曾刊载张国焘回忆录节选，内容尖刻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1967年，他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说自己“拒绝台北招安，也不与北京和解”。稿费勉强够养老院费用。张国焘最怕冬天，这位昔日在大别山、黄河岸、雪山草地辗转无数次的红军领导者，却在异国雪夜被冻死在半瓶威士忌和一盏昏黄台灯旁。绝望与反思，不得而知。
消息传回南京军区，司令部整理资料时请示许世友写一段评价，他提笔良久，只写下两行字：“文能安邦，武可定国，可惜走错一步，再无回头路。”随后搁笔，再不多言。外人或许难懂这份复杂情绪——既敬其才，又恨其心。被问到“若当年遵义会后换你掌兵，能否挡住张国焘”时，许世友摇头：“打得过，不一定镇得住。主席能。”
回看张国焘从少年留法到黄埔入党，再到鄂豫皖肃反、川康割据、延安失势、重庆沉沦、海外漂泊，曲折几乎浓缩了旧中国政治洪流。1914年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的他，曾站在一群二十来岁的青年最前列，而1979年死于异国养老院冰冷的走廊，历史讽刺得近乎尖锐。对于许世友这样从枪林弹雨里走出的人而言，胜负远不止战场一隅，更在于能否把个人荣辱嵌进民族大势。张国焘败，就败在这点上。
不少档案显示，中央早在长沙建党筹备时期就注意到张国焘性格中的“好独揽”。1927年“八七会议”，他被安排主持，会议结束仅两日便携文件回武汉自立指挥，一幕与1935年南下风波如出一辙。毛主席的包容与环环设防，才让中央始终握住主导权。徐特立对学生感叹过：“党内最怕两类人，一类是软弱的聪明人，一类是强硬的聪明人。张国焘介乎其间，最难管。”
许世友在晚年与友人小聚时曾举杯自嘲：“论刁钻，老许不是对手；论格局，就差天堑。”言语粗豪却见血。新中国成立后，他走马上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忙着整合部队时偶尔听到海外对张国焘的“同情”声，眉头一挑：“他若真认错，中央又何必绝情？是他先绝了情面。”这种切口简单直白，却正合军中直性子对是非曲直的判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海外媒体云集渥太华采访张国焘，他摇着头对记者说：“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句话在国内并未广泛传播，几年后才在资料中出现。彼时还是将军的许世友正指挥南京军区秋季大演习，休息间听报道员念起这段话，沉吟片刻：“他是彻底服了。”言语不带半点幸灾乐祸，更多是一声叹息。对手或敌人，一旦被时代抛下，再惊人的才智也徒劳。
1979年秋，中央档案馆整理张国焘文电，整理者惊讶地发现，延安时期张国焘写给中央的检查手稿多达17份，最多的一份洋洋八千字，却始终未能触及自己分裂中央的核心责任。与其说他不懂错误，倒不如说无法割舍“大革命导师”的幻影。许世友批注一句：“真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孙中山？”寥寥九字，再无赘述。笔迹粗犷，却稳稳钉在档案袋首页。
马列学院一位教授做过统计，1930年至1936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两块根据地先后进行三轮肃反，死亡干部数超一万。张国焘在日记里辩解“形势所迫”，但多年后连他自己也承认“有简单化、扩大化”。许世友对这一段最有切肤之痛，他的连长、教导员便倒在那场肃反里。1956年，他在党代会上起立发言，嗓音洪亮：“红军若死在敌人枪口下，是英雄。若死在自己人脚下，是耻辱！”台下掌声骤起。
抗美援朝归来时，许世友路过西安，偶然看见旧友写的回忆录草稿，把张国焘渲染成“党内挨整的悲情巨人”，当即放声大笑：“你去问问牺牲在黄麻肃反的弟兄同不同情。”看似粗鲁，却戳到命门。敢爱敢恨、是非分明，许世友的性格由此可窥。人们或许觉得他对张国焘“无情”，实则有情——只是这份情系在千千万万战友身上。
张国焘一生两次与历史主流交错，第一次是违背北上抗日的共同决策，第二次是脱党叛逃。每一次都让自己离核心更远。许世友及其同辈见证了中央对人才的最大包容，也见识了强权在大局面前如何被化解。毛主席那句“走自己的路，让他先走”看似轻描淡写，却是最高明的战略。张国焘若真懂这份分寸，也许结局不会如此凄清。
许世友解甲归田后，偶尔被邀请到军事院校讲授长征史。他常说：“输赢是战术，存亡是战略。大局之外，个人恩怨都得让路。”台下学员听得气血沸腾，却有人私下嘀咕：“将军是不是影射张国焘？”答案无需明说，历史已给出注脚。
直到1985年国庆招待会上，老将们再次提起这位已故昔日同僚，有人举杯遥敬，有人低声叹息，唯独许世友沉默。他看着窗外华灯璀璨，突然一拳捶在桌面，瓷杯震颤，茶水四溅，话却轻得几乎被歌声掩盖：“才高的人若无德，早晚毁自己。”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再言。
关于“枭雄”二字的再思考
张国焘身上一直贴着“枭雄”的标签。枭，有猛禽之意，夜行善噬；雄，则是胆识与谋略的象征。若只论军事指挥，他在鄂豫皖三路大反攻、在川陕反三路围攻中所展现的果决和机动，足可跻身红军名将之列。可历史的最终评判，不会只盯着胜仗数字。决策是否符合民族利益，个人志向能否服从集体方向，这才是衡量伟人与枭雄的分水岭。毛主席之所以让许世友、徐向前、陈赓等豪杰心悦诚服，正因为他能把个人雄才化进时代洪流。而张国焘的“枭”字压过了“雄”字——眼里只有自己那只夜行鸟的利爪，却忽视了天空终究要亮。长征路上，他或许一度自信能在雪山草地间改写历史；延安窑洞中，他仍幻想靠资历重归核心；离开大陆后，他试图用回忆录制造舆论取暖。每一步都在向历史主线远离一步。有人替他惋惜，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当年手握数万精兵、功勋赫赫的他，一旦脱离群众与组织，连牧场的寒风都成了致命威胁。反观许世友，豪放不羁却懂得“枪口一致对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两人同出一门，命运却天差地别。究其根源，不过是“枭雄”缺了天下心，“将星”胸怀江山社稷。历史的刻刀无情，却公正。